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兩張1943年七賢莊一号院和七号院的房捐收據吸引了很多參觀者的目光。

“房捐也就是房地産稅，新中國成立前，房屋所有人在出租房屋時必須按房租的一定比率向市政處繳納房捐。”文物捐贈者、西安市紅色文物收藏家雷晴波先生說。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中國共産黨租用了陝西革命家成柏仁位于西七路的七賢莊，設立了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今年88歲的雷晴波老人捐贈的收據，正是那段曆史的見證。

七賢莊，從牙科診所到抗日前哨

建于西安明城牆内的七賢莊，唐時屬東宮外永昌坊。民國初年，這裡曾是一片荒蕪，雜草叢生，後被銀行資本家用于房地産開發。1936年，十座由西向東、南北走向的工字形庭院建築群在這裡落成。借《晉書》中的“竹林七賢”而得名，由當時的文化名人成柏仁題書“七賢莊”鑲嵌于莊首。

站在“八辦”紀念館外，門邊懸挂着的每一塊牌匾，都被歲月刻下了斑駁的痕迹。其中有一塊青銅色的匾額，上書“馮海伯診所”幾個大字。

1935年，紅軍一方面軍到達陝北，頻繁而激烈的戰鬥、惡劣的生存環境，讓許多士兵飽受傷病折磨。為解決醫藥用品和醫療器械不足的問題，周恩來授意中共駐東北軍黨代表劉鼎，以200塊銀元的押金租下了七賢莊一号院，建起了由德國牙醫馮海伯經營的牙科診所，其真實用途，是為延安采買、轉運醫療器械和通信器材的一座秘密交通站。

“七七事變”爆發後，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在七賢莊一号院的門口，正式挂上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駐陝辦事處”的牌子，随後又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駐陝辦事處”。至此，“八辦”成為我黨我軍設立在國民黨統治區内公開的辦事機構，也成為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實堡壘，以及抗日救亡運動的前哨。

斯諾，震動世界的《西行漫記》

“當時很多進步青年通過‘八辦’前往延安。”雷晴波老人說。著名外交家黃華則是最先奔赴延安的青年之一。1936年6月，黃華在燕京大學加入中國共産黨，是“一二·九”運動的參加者和領導人之一。入黨後，他立即萌生了去陝北參加紅軍的念頭。恰好這時，燕京大學的講師埃德加·斯諾邀請他同行去陝北采訪、當翻譯，黃華不假思索地答應了。

1936年6月，從北京趕到西安後，黃華在劉鼎的協助下經過兩天的路程，換上東北軍制服，突破種種盤查，趕到延安與斯諾重逢。

斯諾的這次延安之行最大的成果，就是寫出了震動世界的《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向西方介紹了中國共産黨早期的輝煌曆程和毛澤東同志的傳奇經曆。這本書其中就有黃華的功勞，特别是後來随斯諾到前線去采訪，黃華每天把斯諾的英文初稿翻譯成中文，請信使帶回延安請毛澤東同志過目。但是因為當時黃華到了蘇區後即下決心不再離去，于是他叮囑斯諾寫文章、寫書都不要用他的名字和照片，所以斯諾的書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再版時才提到黃華的參與。

燃燒着希望，接受洗禮

走進七賢莊七号院，東邊和南邊的屋子分别為男女生宿舍，宿舍裡大通鋪上鋪着白色的床單，一排能睡六七個人。雷晴波老人捐贈的七号院房捐收據正挂在宿舍門口。房捐收據大約有便簽紙的兩倍大小，紙張已經發黃。在“房主姓名”一欄裡，寫着“八路軍”三個字。

抗日戰争全面爆發以後，成千上萬的愛國青年從全國各地乃至海外，克服種種艱難險阻，來到八路軍駐陝辦事處，要求奔赴延安。為了更好地完成青年們的接待和分配任務，1938年4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八路軍駐陝辦事處租用七賢莊的七号院，組織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安吳青訓班等學校成立“聯合招生委員會”，為中國共産黨輸送“新鮮血液”。

20世紀40年代初的延安，是抗日幹部培訓學校集中的地方，有抗日軍政大學、 延安大學、魯迅藝術學院、馬列學院、中央黨校、澤東青年幹部學校。經常有學員畢業，調到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去戰鬥。敵後的幹部，也不斷調回這裡學習。

抗戰時期，這些奔赴延安的青年成為一道獨特風景線。詩人何其芳描述：“延安的城門成天開着，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燒着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着緊張的快活的日子。”

據任弼時1943年12月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抗戰後到延安的知識分子總共4萬餘人。是什麼吸引這麼多人義無反顧地奔赴延安？

攝影家吳印鹹的答案是：“這裡的人們個個顯得十分愉快、質樸，人們之間的關系又是那麼融洽。我看到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現在延安街頭，和戰士、老鄉唠家常，談笑風生……”丁玲的答案是“這是樂園”。“我們才到這裡半年……百事樂業，耕者有田。八小時工作，有各種保險。”

延安革命紀念館原館長張建儒說，青年知識分子在延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洗禮，有的奔赴抗日前線奮勇殺敵，有的以筆為槍，創作出無數鼓舞人心的文學藝術作品。他們心懷理想，為全民族抗戰勝利建立了不朽功勳。

《 人民日報 》（ 2021年05月02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