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題：“獄中八條”就是八條“血的教訓”

1948年3月初，國民黨在重慶的最高長官、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在辦公室裡大發脾氣，命令軍統重慶特務頭目徐遠舉“務必迅速破！”

原來，地下黨重慶市委的《挺進報》和對國民黨軍政人員的警告信“居然”寄到了他的辦公桌上。

由于叛徒的出賣，特務們很快以《挺進報》為突破口，抓捕了中共地下黨員100餘人，導緻中共重慶地下組織幾乎全被破壞，讓整個四川黨組織遭受很大損失。

“痛定思痛。被捕的共産黨人總結了失敗的教訓，對所犯錯誤進行深刻反省，并将這些教訓歸納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獄中八條’。其實，‘獄中八條’就是先烈們當年總結的八條‘血的教訓’。因為‘獄中八條’有着強烈的現實針對性，我們有必要對當時發生的事情進行更多的總結，以示警醒。”4月26日，重慶市地方史研究會會長周勇教授向重慶日報記者道出了一段令人動容的曆史。

“獄中八條”由《報告》第七部分《獄中意見》提煉而成

《挺進報》事件發生後，1948年9月，共産黨員羅廣斌被捕。同室戰友考慮到羅廣斌的哥哥是國民黨高官，最有可能活着出去，便叮囑他注意搜集意見，總結經驗教訓，有朝一日向組織報告。

1949年2月，羅廣斌被轉押到白公館。他與同室難友劉國鋕、王樸、陳然等經過多次深入讨論，對重慶黨組織所遭受的重大破壞進行了深刻反省。

1949年“11·27”大屠殺之夜，羅廣斌和10多位難友成功脫險。當年12月25日，他将撰寫的《重慶黨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上報中共重慶市委。

《報告》共七個部分，第五、六部分已經遺失，現存第一、二、三、七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有2萬多字，内容分别是：案情發展（《挺進報》被破壞的經過）、叛徒群像、獄中情形、脫險人物、獄中意見等。

其中，第七部分《獄中意見》共八條，分别是：1、領導機構腐化；2、缺乏教育、缺乏鬥争；3、迷信組織；4、王敏路線；5、輕視敵人；6、經濟、戀愛、私生活；7、整風、整黨；8、懲辦特務。

1989年，根據川東地下黨老同志蕭澤寬等提供的線索，市委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胡康民找到了這份《報告》并加以整理，将《獄中意見》中的八條内容概括為“獄中八條”：1、防止領導成員腐化；2、加強黨内教育和實際鬥争的鍛煉；3、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4、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5、切勿輕視敵人；6、重視黨員特别是領導幹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7、嚴格進行整黨整風；8、懲辦叛徒特務。

“消極了、隐蔽了、長期埋伏了，但沒有工作，沒有學習，沒有積極地要求自己進步”

“用《獄中意見》來解讀‘獄中八條’，最能表達先烈們的真實意願和對當下的警示意義。”周勇對《獄中意見》進行了一一解讀。

《獄中意見》的第一條是“領導機構腐化”。

1948年4月，重慶發生了《挺進報》事件，重慶市委、川東臨委和川康特委的幾位領導幹部被捕并叛變，特務們抓捕了中共地下黨員100餘人，其中大部分被殺害，導緻中共重慶地下組織幾乎全被破壞，禍及全川。

因此先烈們首先提出了“領導機構腐化”問題。《獄中意見》嚴肅指出：“這種從上而下的腐化，是四川地下黨鬥争失敗的基本原因。”

周勇稱，這裡所說的“腐化”，主要指部分領導幹部在思想上和工作中的“消極隐蔽”，生活中的“腐化堕落”。他們“消極了、隐蔽了、長期埋伏了，但沒有工作，沒有學習，沒有積極地要求自己進步，逐漸在思想上、意識上産生了脫黨的傾向。甚至在行動上，也反映了出來。”

中共上海局曾經幾次托人帶信和打招呼，要求領導成員“加強學習，認真研究形勢”。但是，時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等不以為然，公開說：“該學的我都學了，否則我坐不到今天這個位子上。”為此《獄中意見》總結了第二條教訓“缺乏教育、缺乏鬥争”。

《獄中意見》的第三條是“迷信組織”。

這是最讓人費解的一條，為什麼稱“迷信組織”？周勇解釋，當時黨的組織是單線聯系，即一個幹部聯系一個黨員，消息一級一級傳下去。由于基層黨員無法知曉上級領導機構已經腐化，因而“迷信”上級組織，以至于發生重大損失。

革命烈士江竹筠就曾提出：“不要以為組織是萬能的，我們的組織裡還有許多缺點。”

“發生了與原來過右作風相反的過左的盲動作風”

《獄中意見》第四條為“王敏路線”，第五條是“輕視敵人”。

什麼是“王敏路線”？周勇解釋，王敏是中共上川東第一、第五工委委員，他積極準備武裝起義，由于錯誤判斷革命形勢導緻武裝起義失敗。先烈們之所以用“王敏路線”來代表“左”的錯誤，是因為王敏是代表人物，“犯這種錯誤的不隻他一人，但正因如此，更應該提出。”

當時，黨中央對白區工作的方針是“隐蔽精幹、長期埋伏、蓄積力量、等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周恩來專門提出用“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來貫徹落實。

當時川東黨組織的領導認為這樣的白區工作方針“右”了。因此，當革命高潮即将到來的時候，便偏離了這些方針，既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又過低估計了敵人的力量，從而“發生了與原來過右作風相反的過左的盲動作風”。主要表現是：盲目發展組織，讓一些不夠黨員資格的人進入黨内，造成組織不純；在下川東盲目發動了三次武裝起義，全部失敗，損失慘重；在城裡把《挺進報》從内部搞到公開，暴露了組織，造成組織和隊伍的極大破壞。

“經濟問題，戀愛問題，私生活，這三個個人問題處理的好、壞，必然地決定了他的工作态度”

《獄中意見》第六條提出了領導幹部中存在“經濟、戀愛、私生活”問題。先烈們發現，幾個叛徒在經濟、戀愛、私生活上都不幹淨，有的問題還很嚴重。川東黨組織也知道這些問題，但并沒有給予嚴格批評和教育，釀成大禍。

《獄中意見》提出：“從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較，經濟問題，戀愛問題，私生活，這三個個人問題處理的好、壞，必然地決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對革命的是否忠貞……在工作上，因為經常檢讨、報告，犯了毛病，容易發現，也有較多改正機會。而私生活，一般是不大注意的，但是在這些問題的處理上，卻清楚的反應了幹部的優劣。”

羅廣斌在《報告》中特别轉述了許曉軒烈士的“唯一意見”——“嚴格的進行整風、整黨，把一切非黨的意識、作風，洗刷幹淨，不能允許任何細菌殘留在我們組織裡面”！這是因為，先烈們已發現，在“消極隐蔽”之下，個别同志的思想、生活有脫黨腐化的傾向，因此《獄中意見》第七條稱之為“整風、整黨”，就特指沒有将整風、整黨堅持下去，走了過場，損失慘重。

叛徒隻占5%，但影響極壞，破壞性極大

《獄中意見》第八條為“懲辦特務”，共列舉了14個特務和5個叛徒（劉國定、冉益智、李忠良、李文祥、駱安靖）。

羅廣斌在《報告》中描繪了叛徒群像：

叛徒劉國定掌管地下黨的一個藥店，曾經假公濟私，要把錢拿去投資，名曰：增加收入，實則去謀個人利益；

叛徒冉益智平時經常教育同志們被捕後要不怕犧牲，要堅強不屈；但他被捕當天就叛變了黨組織。後來，他和劉國定兩個人為了邀功還展開了“叛變競争”。

黨史記載，冉益智當了少校，但是很不服氣，為了争功，便交出了他知道的黨組織在萬縣的關系。後來，升為中校。劉國定眼紅，就更徹底地交代了廣安等地的組織。後來，升為上校。

李文祥起初堅持住了刑罰的折磨，後來為了保妻子出獄而叛變。

“當時在被捕的人員中，叛徒隻占5%，但其破壞性是毀滅性的。”周勇說。

血的教訓發人深省，有着強烈的現實針對性

周勇說，對于黨史工作者，《獄中意見》所反映出來的問題，是一個很沉重的話題，也是一個我們很長時間不願觸碰的問題。但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要“用黨的曆史教訓警示人”。這不是要追究個人的責任，而是要記住“血的教訓”。

在建黨百年之際，我們應該以足夠強大的自信力來面對這一曆史難題。周勇說，“獄中八條”經受住了曆史的檢驗。

其一，始終保持政治上的堅定性。任何黨組織和共産黨員，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黨中央的路線，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一緻。不能搞選擇，更不能變形走樣。否則，造成的損失将是極為慘重、難以彌補的。

其二，必須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獄中同志提出在黨的自身建設中最重要的是領導班子的建設；在領導班子的建設中要特别注意防止領導成員腐化。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血的教訓”。

其三，不斷強化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就是共産黨人精神上的“鈣”，理想信念不堅定，就會得精神“軟骨病”。

周勇稱，當年，考驗共産黨員的是生死關、毒刑拷打關、敵人收買關，還有經濟和私生活關，叛徒們就是過不了這幾關，出賣的是黨的組織和黨員的人頭。如今，考驗共産黨員的是權力關、金錢關、名利關、美色關，腐敗分子過不了這幾關，出賣的是黨和人民的事業，是黨的執政基礎。這些不好好抓，“血的教訓”還有可能再現。所以，八條“血的教訓”值得我們每一位共産黨員深入思考，永遠記取。（記者 高樹川 匡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