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題：紅星緣何照耀中國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裡長征到達陝北，但仍面臨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和封鎖。外界對中國共産黨知之甚少，許多人隻是道聽途說，甚至聽信那些妖魔化宣傳。這時，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敏銳地意識到：紅區是中國唯一值得采訪的地方！他在宋慶齡幫助下，冒險前往陝甘甯邊區。起初，他隻計劃在蘇區待幾周，沒想到一待就是四個多月。1936年11月14日，美國《密勒氏評論報》首先發表了毛澤東與斯諾的長篇談話，并刊登毛澤東頭戴八角帽的照片。由此，世界進一步了解了紅星照耀下的中國。

　　斯諾此行寫出的《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10月在英國出版，引起轟動并重印發行多次；翌年2月，由胡愈之策劃翻譯在上海出版，考慮到在敵占區，書名改為《西行漫記》。該書真實記錄了陝北蘇區采訪的見聞，向外界報道了中國共産黨和紅軍及其領袖、将領的情況。

　　采訪中，斯諾看到紅軍官兵平等、黨的領導人以身作則，深為感動，稱這種精神力量是“東方魔力”“興國之光”。他寫道：“毛澤東的生活和紅軍一般戰士沒有什麼兩樣。做了十年紅軍領袖，他所有的财物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随身衣物”。而周恩來身上，有“無可比拟的吃苦耐勞的能力，無私地忠于一種思想和從不承認失敗的不屈不撓精神”。斯諾還提到，彭德懷在一次看演出中途，脫下棉衣，披在坐在他身旁的一個小号手身上。書中還寫道：“單單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說明紅軍同擁有極大優勢的敵人作戰的能力了。這就是紅軍軍官習慣說的：‘弟兄們，跟我來！’而不是說：‘弟兄們，向前沖！’”前兩次反“圍剿”時，紅軍軍官的傷亡率往往高達50%。這讓斯諾為共産黨人的崇高理想所折服，他認為共産黨人随時準備為他們的理想而獻身，因此“當紅星在西北出現時，難怪有千千萬萬的人起來歡迎它，把它當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

　　《西行漫記》教育了千百萬讀者，特别是青年人，成為享有盛譽的紅色經典。與其相關，裘克安編集的《斯諾在中國》一書，彙集了斯諾有關中國的著作選譯和宋慶齡等人的回憶文章。其中，趙榮聲的《步着斯諾的後塵到延安去》，見證了斯諾及其著述對青年的啟迪和激勵。

　　趙榮聲在燕大讀書時，适逢斯諾從陝北返回北平，便與一些同學到斯諾家中，聽他講陝北蘇區情況，看他拍攝的小電影和帶回的照片，“第一次在這裡看到中國光明新社會的真實景象，禁不住熱烈鼓掌，有的流着熱情的眼淚”。在斯諾感召下，趙榮聲與九名同學以旅行為名，按照斯諾畫的路線圖，踏上這一片光明的土地，在延安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由黃昏談到夜晚。最後，他們除留一人在延安學習，其餘九人仍回北平搞學生運動。後來，聽了他們的見聞介紹，又有學生延安訪問團組織起來。盧溝橋事變後，趙榮聲作為流亡學生，曾在漢口一家旅社與音樂家冼星海同住，他忍不住向冼星海介紹了延安和斯諾的情況。冼星海對此大感興趣，最後勸趙榮聲也動筆寫一本書，把這些情況告訴大後方一直被關在鐵桶裡的青年。趙榮聲便寫了去延安經過的小冊子《活躍的膚施》（延安又叫膚施縣）。到國民黨新聞官到書店查詢時，該書已經出了兩版。

　　“一點燃星火，可燎整片原”。《西行漫記》如熠熠星光，劃破黑暗的長夜，打破了國民黨的封鎖，将中國共産黨的形象展示給了世界。延安制定的方針路線，讓全國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這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和偉大的解放戰争中，得到了充分展現。無疑，紅星能夠照耀中國，根本在于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斯諾在書中寫道，共産黨人在西北特别受人民歡迎，他們對農民最有重要意義的顯然有這四項：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貸，取消苛捐雜稅，消滅特權階級。人民稱頌紅軍和蘇維埃是中國人擺脫一切弊害禍患的唯一救星。正是共産黨人和紅軍在極端險惡的條件下，以堅定的信仰和愈挫愈勇的大無畏氣概，燃燒自己，照亮大衆，喚醒工農千百萬，拯救民族于危亡。

　　在延安，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培育形成了以實事求是、為人民服務、艱苦奮鬥為主要内涵的延安精神。去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陝西考察時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國共産黨人，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财富。要堅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廣大黨員、幹部，用以滋養初心、淬煉靈魂，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黨性的差距、校準前進的方向。”

　　時值中國共産黨百年華誕，閱讀有關斯諾的這兩本書，感受陝北蘇區歲月，重溫延安精神，愈加感到中國革命勝利是曆史的必然，愈加感到中國共産黨的光榮和偉大。（林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