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李季達夫妻與求志裡的紅色故事

在天津和平區黃家花園一帶，有一居民區名為求志裡。求志裡17号是中國共産黨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機關的最後一個辦公地，現在是紅色革命遺址。那段曆史距今已94年，日前筆者曾經到小區中尋訪，即使是年過七十歲的老居民也不能确切地指出哪一棟樓的哪一套住宅是當年天津地委機關所在地。這個當年的秘密機關所在地如今仍不為大多數人所知，深深地隐匿在鬧市裡。然而，當年有一對革命伴侶，他們曾在此辦公和生活，用鮮血和生命留下了曆史無法磨滅的紅色印記。他們的故事，也讓筆者無法停下探尋的腳步。

一個是走出工商業兼地主家庭，後又留法歸國的青年才俊；一個是出家名門且受益新學的知識女性。當他倆抱定救民于水火的共同革命理想，當他倆笃定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畢生追求，在青春韶華中，在炙熱鍛煉裡，愛情的火花一經點燃，便經久不熄。94年前，在中國大革命時期的白色恐怖下，李季達和王貞儒這對革命眷侶“為了解放與自由”寫下傳奇。

20世紀初，有抱負有理想的愛國青年紛紛走出舊式家庭，為尋找救國良方和救國之路而努力。1921年1月20日，四川省巫山縣的李季達赴法留學，在馬賽，與先期赴法的趙世炎、周恩來、李立三、鄧小平、陳毅、劉伯堅等人有了深入接觸，從此開始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并逐步認識到隻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目的。1922年，李季達加入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轉為中國共産黨黨員，同年受黨組織選派赴莫斯科東方大學深造并實地從事革命工作。

留學法國期間，李季達與周恩來相識。同期，在天津，直隸省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畢業的進步女青年王貞儒和鄧穎超正在并肩作戰，參加愛國運動。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後，全國範圍内的反帝國主義鬥争再次掀起高潮。為了适應鬥争形勢發展的需要，上級決定派遣學成歸國的李季達來津擔任天津地委書記。

李季達來津工作後，身邊有位年輕女子默契地配合他的工作。她就是時任天津地委婦女部部長的王貞儒（第一任天津地委婦女部部長是鄧穎超）。王貞儒是鄧穎超的同學和好友，她們曾作為天津的學生領袖，領導了五四時期的天津學生運動。

在配合開展黨的地下工作期間，因為事業相同、志向相同，李季達和王貞儒相互吸引、信賴，迸發出愛情的火花。後經組織批準，他們二人在南京路集賢裡17号租下婚房，并于1927年元旦結婚。自此，南京路集賢裡17号不僅僅是李季達夫婦的住所，也成了當時地委機關所在地。李季達夫婦二人的公開身份是小學教師，他們以家庭形式為掩護開展黨的工作。

1927年4月，因為蔣介石叛變國民革命，對共産黨人和國民黨左派舉起了屠刀，奉系軍閥張作霖也在北方與蔣介石相呼應。4月初，共産黨先驅李大钊在北京被捕。1927年4月18日，軍閥當局下令把“義慶裡事件”中涉及的江震寰等15人押往南市刑場殺害。

1927年6月，面對白色恐怖，天津地委書記李季達一面囑咐各級組織謹慎行事，一面将黨的重要文件和黨員名單存放入法租界内的浙江興業銀行地下金庫的1号保險箱内。同時，天津地委機關被秘密遷移至山西路松壽裡79号，不久又轉移到長沙路求志裡17号。

多年後，王貞儒在《悼亡夫季達》中回憶說：“季達多才多藝，工作累了他就拿起箫，我則以笙相伴，我們吹《國際歌》，怕人聽到，不敢大聲，隻能小聲地吹片段。我總覺得不盡興，說什麼時候能完整地吹《國際歌》就好了。季達說，‘等勝利了吧，到時咱們痛痛快快大聲地吹，讓周圍的人都聽到。’那時我們堅信‘英特納雄耐爾’一定會實現！”

1927年8月9日，由于叛徒告密，李季達夫婦不幸遭到逮捕。後經黨組織多方營救，隻有王貞儒被營救出獄。李季達在獄中與敵人展開英勇鬥争，受盡酷刑仍堅貞不屈，嚴守黨的機密。11月18日下午1 時，李季達與粟澤、姚寶元一起被反動當局殺害。天津《益世報》曾報道說，在赴刑場的路上，李季達站在刑車上，面對衆多的群衆，慷慨陳詞，宣傳革命道理，高呼革命口号，持續一個多小時，其壯烈情景感天驚地，令津埠人民無不敬佩。

李季達為革命事業獻出了年僅27歲的寶貴生命。他的犧牲，對新婚剛半年的王貞儒來說是一生的痛，此後她沒有再婚，也沒有兒女。在天津早期黨組織的發展和鬥争史上，這對革命夫妻書寫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1927年8月，中共順直省委成立，負責領導包括天津在内的北方各省市黨的工作，中共天津地委改建為天津市委，此後黨的組織又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李季達烈士曾經生活和辦公的求志裡17号，成為天津地委最後一個辦公地。

帶着追憶和緬懷，當筆者再次走進求志裡──還是那片樓房，如今住的都是和平百姓，窗子裡透出幸福溫暖的燈光。追尋的目光審視那棟曆久經年的老屋，終究還是無法鎖定哪一個樓層、哪一扇窗……是啊，那個血與火的年代早已過去，可是這裡的人不會忘記那個紅色故事，就如同不會忘記那首低聲吹唱的《國際歌》。（劉彩霞）